伊藤忠商事理事 石田護
日中双方的政治领导者的责任应该是从更高、更广的视野来交流确保东亚和平稳定的大构想，并且说服各自的国民。
围绕“尖阁”（即中国钓鱼岛和附属岛屿——编者注）的日中对立始终存在着冲突可能。两国的紧急课题是危机管理，中期课题是日中关系正常化，长期课题是在东亚构建和平框架。我认为，如果两国缺乏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共识，眼下的危机管理是困难的，而缺乏东亚和平框架，日中关系正常化也是不可能的。
2012年9月以来日中关系恶化,中国政府开始强烈反对日本政府无视“搁置主权争议”的双方默许而将钓鱼岛“国有化”。
根据参与了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日中双方当事人称，周恩来总理就钓鱼岛问题对田中角荣首相提出，“双方都有很多想说的，但如果要说的话，这首脑会谈就谈不完了，所以这次咱们就都别说吧。”田中首相表示了同意。1978年，邓小平副主席访日进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时，在记者会上谈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下一代会更有智慧吧。”
在日本外务省的公开记录中，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对话以及邓小平副主席的发言都不存在。日本政府以此为依据，主张“不存在领土问题，不存在搁置争议”。中国由于日本政府否定了双方的默许——对于中国来说便失去了自制的基础——强化了通过船只、飞机的示威活动。
美国虽然在“尖阁诸岛”的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但认同日本管辖权以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防卫义务。因此，如果日中两国“擦枪走火”，就会有美国军事介入的危险。到时候，美中关系、美国亚洲战略、美国经济复苏战略就会受挫。所以，奥巴马政权希望日中两国通过外交解决问题。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认为，只有回归“搁置争议”这条路上来。他同时提议恢复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
中国在1979年6月，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议进行资源共同开发，时任运输大臣森山和外务大臣园田在日本内阁会议中对此表示同意。据称,当时台湾的反对成为了阻碍。2008年，日中达成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的共识。
从这条线索来判断，为了打开日中两国现状，在回到搁置主权争议的同时，或者说以回到搁置争议为契机，重新达成资源共同开发共识。这本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并且还能将这一方法适用于南沙群岛的纠纷上。但是，日本政府拒绝在主权问题上进行对话。
相反，让我们考虑下这样一种情形：中国先与东盟达成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的共识之后再将这一做法用于“尖阁”。邓小平在1988年向菲律宾的阿基诺总统提出在南沙群岛搁置主权争议和资源共同开发。今年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戚建国副总参谋长在新加坡的亚洲安全保障会议上提出，“中国一直提倡搁置主权争议与资源共同开发。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是明智的战略选择。”并且6月2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说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可行的。”2013年6月30日，在文莱的东盟外交部长会议中，中国同意与东盟开始协商行为准则制定的事宜。然而，中国并没有放弃通过与当事国直接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做法。
东盟并不喜欢东盟10国+中国或日本的10+1模式，而对东盟+日中或日中韩的10+2、10+3模式感到安心。如果把10+2、10+3模式放到领海纠纷上来，那么中国与东盟达成搁置主权争议和资源共同开发的共识就自然会扩大到“尖阁诸岛”。其中，“10”这个角色的最佳扮演者应当是将于2015年成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这种构想意味着东亚各国将不从狭隘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出发，而是从亚洲全体的利益出发找出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此，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便会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也会大幅提高吧。
欧洲在1950年代，为了防止法德两国再次爆发战争，将作为战争物资基础的煤炭和铁钢生产置于国际管理之下而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并发展到如今的欧盟。如果日本、中国、东盟能通过资源共同开发来分享经济利益以达到构建和平关系的话，东亚将可能成为另一个欧洲煤钢共同体。
问题是，无论日本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很难说服国内民众接受搁置争议和资源共同开发的说法。目前的状况持续越久，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经历过战争岁月的我来说，无法否定事态陷入失控的可能性。东亚必须从眼下的危险状况中脱离出来，走向和平。只有这样，日中才能不失面子地收手。
虽然达成这一目的很难，但并非不可能。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日中双方和国际社会都认识到事态发展下去的危险以及防止军事冲突的重要性。
第二，东盟+日中韩（10+3）拥有一定的准备措施。2005年的10+3首脑会议上，确认了“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共同决心”，宣称“10+3将是达成东亚共同体的主要手段”。之后，东亚共同体进程缓慢，10+3如今由东亚研究所联盟来维持，但如果政治上有决心，那么它将成为和平框架的基础。
在战争的灾难尚未被遗忘之际，欧洲统一由法德两大国的政治领导人合作而实现了。现在的亚洲距离二次大战结束已经68年，战争的记忆日趋淡薄，而且日中两大国正在对立。两国政治领导者之间缺乏合作的前提条件——信赖关系。东亚的挑战是要在当前不利于历史性大变革的条件下，建立防止下一次战争的结构。
其成败与否在于东亚的政治领导者能否达成共识、能否不被民意左右而是说服民意。1995年11月，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问广岛，我向他询问欧洲货币联盟是否能在60%的民意反对之下实现？施密特说道，“说服国民是政治领导者的责任。科尔总理会做到的。”
我认为，日中双方的政治领导者的责任应该是从更高、更广的视野来交流确保东亚和平稳定的大构想，并且说服各自的国民。(周生升 译)